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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，足够他们挥霍了，所以他们直接去了赌场。一夜的豪赌，最终六千元现金变成了一万元。于是，三个人分了钱和财物，各自回家睡觉，直到警察找上门来。

简单说，这么多证据都是被三个人捡来的。

办案民警当然不相信这种“天上掉馅饼”的说法，毕竟有那么多仍不能解释的原因。比如，即便真的有别人作案，把赃物丢弃在路口让这三个倒霉蛋捡到了，那恰巧进入现场的也是三个凶手？而凶手费尽心机地杀人、翻找，最后把所有的财物都拱手送给别人？经过调查，在这三个人家搜出的财物，基本上是被杀五人拥有的全部财产了。

可是提前介入的检察官以及部分办案民警也提出了疑问：三个人的人数和现场痕迹显示的人数是对上了，这三个人家里也确实有来自现场的赃物，但是这三个人异口同声的辩词也确实是合理怀疑。毕竟，现场并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关联他们三个人的证据，按照法治精神来说，这条证据链上，确实缺少重要的一环。

大部分民警知道，虽然有很多案件大家都知道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分子，但恰恰就是这个“法治精神”让这些犯罪分子因为“疑罪从无”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。这也没办法，毕竟“法治精神”保护了更多无辜的、可能被冤枉的人，所以民警也只有从自身找原因，寻找更加确凿的证据。

整个现场的物品几乎被反复勘查了很多遍，但是就是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、有指向性的指纹和dna。尤其是现场的三双拖鞋，以及反复捆绑五人的胶带，警方也没能从上面提取到三个人的dna和指纹。胶带干净得出，只有在捆绑赵元的胶带上，有几枚方克霞的指纹，可能是两人接触的时候印上去的。

三个人就这样被拘留，然后转监视居住，再拘留，再释放。三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警方没能发现更有利的证据，而三个人也一口咬定这些赃物就是捡的。毕竟不可能刑讯逼供，三个人也有充分的时间去形成攻守同盟，但证据不足就是证据不足，案件就拖了下来。不过，即便是拖了下来，包括专案组组长、北安市公安局局长以及省厅的专家们，也都在内心确认，就是这三个人所为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何寻找到突破口，去让这三个人低头认罪。

“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和观点吗？”傅元曼介绍案情说得口干舌燥，他喝了口水，说道。

“现场情况太复杂了，只是简单看照片，怕是不好判断。”凌漠说。

“对对对，要去现场，要去现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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